南陈北李是指哪两个人（“南陈北李”缺席中共“一大”的原因）

今天我们来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。这是事后的讲述，因为如今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，使得我们在谈及党的成立时，根本无法忽视其深远的历史意义。但要知道，历史往往是当局者迷，而我们以旁观者的视角去审视，或许能更接近真相。

中共成立之时的13位代表，从筹建过程的曲折经历来看，当时并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党。就连早期参与筹建的一些领导同志，对于这个党未来能有多大成就、能做出多大事业，在建党之初也没有清晰的认识。

这里面就包括被誉为“南陈北李”的陈独秀和李大钊，他们是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始人。那为什么他们都没能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“一大”呢？这不得不说是中共党史以及中共“一大”历史中的一大憾事。

中共“一大”会址纪念馆在上海市兴业路76号（原望志路106号），是两栋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。其中一栋是“一大”上海代表李汉俊和其哥哥的寓所，另一栋是“一大”代表在上海的住所——博文女校。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者、建党早期的关键人物，却都未在这两个地方现身。

陈独秀当时在孙中山的南方政府担任教育厅厅长，“一大”召开时他正在为款项奔波。他担心自己离开后，筹款之事会受到影响，所以未能参会。

那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呢？

李大钊当时因北大学期结束，校务繁忙而无法脱身。中共“一大”在北大放暑假期间召开，可当时李大钊在北京身负重任。北洋军阀政府停发北京八所高校教职员工薪金，八校联合成立“索薪委员会”追讨工资。委员会负责人马叙伦常生病无法主持会议，李大钊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，整日忙于开会处理薪金问题。

陈独秀和李大钊当时都事务缠身。然而，和中共“一大”的重大历史地位相比，他们的理由就如同芝麻与西瓜。

这就是历史，真实且不总是符合理想状态的历史。并非是要苛求前人。武昌起义并非一开始就注定成功，其成功包含诸多因素。袁世凯也不是生来就是“窃国大盗”，孙中山对他也有一个认识过程。

在旧中国剧烈变动时期，每天有大量组织成立和散伙，结社现象平常，不能要求“南陈北李”能预见到28年后新中国的诞生。常人或许难以察觉量变到质变，但很多时候，伟人也无法立刻感知将要或已经出现的质变。所以孙中山有辛亥革命的遗憾，陈独秀、李大钊也有中共“一大”未能出席的遗憾。

中国如今的高速发展，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大历史意义。但回顾当年，看好这个党的人寥寥无几，就连共产国际以及当时中国一些极具影响力的人物，对其前景也未抱太大期望。

据中共“一大”最年轻的代表刘仁静回忆，他参加“一大”时年仅19岁。北京小组有两个参会名额，李大钊作为建党发起人占一个固定名额，另一个名额属于张国焘。当时张国焘已前往上海，而李大钊因忙于“索薪委员会”的工作无法抽身。刘仁静还提到，“李大钊去不了其实也轮不着我”，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对于参加中共“一大”，并没有太多人积极争抢，也进一步说明了当时人们对这个党未来发展的预期并不明确。

北京小组当时还有资深党员邓中夏与罗章龙，他俩是刘仁静的入党介绍人，资历很老。征求邓中夏意见时，他因要去南京参加中国少年学会会议，抽不出时间去上海参加中共“一大”。这样就轮到罗章龙了，可罗章龙要去二七机车车辆厂开工人座谈会、搞工人运动，同样没时间前往。刘仁静在回忆录里感慨这“莫大的光荣”就落到了自己头上。

这就是中共成立时的真实写照。其实这情况也不足为奇，当时中国每天成立和解散的政治组织数量相当，没人能知晓这个党能存续多久。

邓中夏要去的南京距上海那么近，却因会议而错过中共“一大”。刘仁静作为北京小组资历尚浅的成员，成了中共“一大”代表，其名字和照片常出现在各类展览中，得以名垂千古。而邓中夏、罗章龙随着历史发展，在人们印象里却越来越淡了。

不过，刘仁静后来的经历也是令人深感惋惜的。

大家都以为1979年张国焘在加拿大多伦多去世，这是中共“一大”十三位代表中，最后一位去世的。

中共“一大”13位党代表最后一位去世的不是张国焘，而是刘仁静。刘仁静19岁当“一大”代表，85岁（1987年）去世。他才是“一大”代表中最后一位去世的，而且不幸的是被公共汽车撞死的。这让人非常遗憾。

85岁的刘仁静，早起晨练，结果被一辆公共汽车撞了，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位“一大”的代表，就这样去世了。

由此，我们回顾刘仁静的一生，也是非常波折的。他光荣参会中共“一大”，后来犯了参加托派、脱党的错误，到了新中国，又检讨当年的错误……至1985年，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，但到1987年便死于车祸，非常可惜。

1921年7月，“一大”在上海召开了，13位代表，有多少人能够想到这个党28年以后能夺取全国政权？1921年建党，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，恐怕当时没有人能够想到。如果有人能想到的话，后来还能出现这样的问题吗？

1923年，陈公博因投靠军阀陈炯明被开除党籍；

1923年，李达脱党；

1924年，李汉俊脱党；

1924年，周佛海脱党；

1924年，包惠僧脱党；

1930年，刘仁静被党开除；

1938年，张国焘被党开除。

13位党代表，脱党的、被党开除的达7位，超过半数。

周佛海、陈公博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，最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。

张国焘叛党，最后到戴笠手下当了一个主任，想办法怎么搞垮共产党。

我们单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到党初建时的艰辛和曲折。可是还有，王尽美1925年牺牲，邓恩铭1931年牺牲，何叔衡1935年牺牲，陈潭秋1943年牺牲。

13名党代表中，脱党的、被党开除的7人，牺牲的4人，加起来是11人，最后党内幸存者仅毛泽东、董必武二人。

从13位党代表的命运中，你就能看到这个党何其艰难，绝对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描述——党的“一大”在上海召开，剩下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。南湖的会议一开完，一轮红日从南湖的红船上冉冉升起，放射光芒，然后一条红飘带，直接从南湖飘到井冈山，飘到延安，飘到天安门，我们就胜利了。

那是很浪漫的文学式的表达，党的这种艰难，这种艰辛，这种奋斗，没有一条坦途，是一步一步地摸过来、走过来、爬过来的，非常不容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