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中轴线靠北端，什刹海东畔，坐落着一座古朴的小桥，名为万宁桥。它处于地安门与鼓楼之间，全长约三十五米，宽约十七米，高约三米。与其他宏伟壮观的大桥相比，它显得尤为小巧精致，但它的重要性却一点也不逊色于那些大桥。元代修建大都时，依着游牧民族“逐水而居”的习俗，在北边海子（今什刹海）的最东岸设了一条南北向的直线，并以此直线为轴，修建城市。这条直线即为如今的北京中轴线，而中轴线与海子的切点，即为万宁桥。中轴线由中心阁始，过万宁桥、厚载门、承天门，最后到达丽正门。由于万宁桥既是确定中轴线位置的地标之一，又是中轴线的一部分，因此万宁桥就被称为“中轴线第一桥”。

所谓万宁桥，即取“万年永宁，坚固不朽”之意。除这一名称之外，万宁桥还有诸多别名，依所处地方命名的后门桥、北安桥、地安桥，依所跨水域命名的海子桥、金水桥，以及依所修水闸命名的澄清闸、海子闸等。万宁桥诸多名称的来源正表明了它角色的多样，它既是北京城建城的基点，又是京杭大运河上的重要标志地点，同时还是漕运路线上的交通设施。

中轴线的起点

元灭金后，为加强对中原地区的掌控，忽必烈决定将都城迁往此前被称作中都的金朝国都（即北京），并派遣大臣刘秉忠负责规划建设工作。当时金中都的城区在今广安门南滨河路一带，依赖莲花河水系生存。在实地考察之后，刘秉忠发现城区已严重损毁，且城内的水系也破坏严重，时常发生枯涸状况。有鉴于此，他决定抛弃金中都的原有城区，转而规划一座新的城市。与使用过度且破坏严重的莲花河水系相比，湖泊众多、水源充足的高梁河水系更适合为都城所用。高梁河水系上的一串湖泊位于金中都城北，自北向南分别为积水潭、北海、中南海这三个大海子。为保证宫城与城区的用水，刘秉忠在这一串湖泊的最东侧设了一条经线，即为北京中轴线。中轴线与湖泊所切的点，即为万宁桥的所在地。南北方向确定后，刘秉忠又以万宁桥为中心点，测量出湖泊东西向的最长距离，并以此长度确定了四方城墙的位置，由此形成了今日北京城的最初形制。

除了在规划之初的中心点功能外，传说万宁桥还有监测北京城水位的功能。据说万宁桥底刻着“北京城”三个字，其中“京”字正好在中轴线上。若是北京城内水位线超过了这三个字，那么城内就有可能发生水灾。2000年政府对万宁桥进行了修缮，却并未在桥底发现“北京城”的字样，可见传说确有虚构成分在。但这则传说的流传也并非空穴来风。据靳麟在《文史资料选编》中提到，北京人常说“北京在后门桥底下”，但究竟为何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1950年，清挖什刹海疏通河道时，在后门桥下淤泥中，挖出一根方体石桩子，长约1丈，宽约七八寸见方，上面刻有一只老鼠，鼠相下刻有楷体的“北京”二字。但据当时参与疏通工程的人员回忆，并未见此石桩。孰是孰非，难辨真假。万宁桥之下的河道连接着积水潭与北海，且是最窄河道，它的水位高低自然也能说明水系容水量的大小。若是连万宁桥都被淹了，那证明水系的容水量已经到达了极限，之后发生水灾的概率必然大幅提高，桥底刻字与否并不影响万宁桥本身监测水位的功能。

万宁桥处于热闹繁华之地，桥附近商贾云集，酒楼林立，人来车往，热闹非凡。元代黄文仲《大都赋》中描绘了万宁桥热闹繁华的景象：“扬波之橹，多于东溟之鱼，驰风之樯，繁于南山之笋。一水既道，万货如粪。”运河流域的珍奇物品、歌榭舞台、寺院商店等足以使人心神荡漾，惊心动魄，这一描述形象地展现了都市的繁华富庶。万宁桥周围的绿水、粮船、翠树、酒楼，衬托着雕琢精美的白石桥、庄严肃穆的万宁寺和高耸入云的齐政楼，景色怡然，文人墨客经常到万宁桥游玩，并写诗赞颂。如元代诗人马祖常有“影圆云度鸟，波静藻依鱼。石栈通星汉，银河落水渠”之语；王蒙诗云“霜风著宫树，叶叶带飞红。据鞍吹短笛，乘月捣征衣”；许有壬在词作中将万宁桥称之为“天桥”“官桥”。

北京的漕运遗迹

北京作为元代的首都，又是京杭大运河的北起点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。往来漕船不计其数，商贸人流络绎不绝。然而，无论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的船只，还是海路运输的粮船，到达通州后大都依靠陆运。据《元史》记载：“陆挽官粮，岁若干万，民不胜其悴。”

元朝迁都北京后，其物资运输不畅，自南方来的物资经水路最远只到通州，剩下的几十里陆路全部需要人力运输，阻碍了都城的繁荣兴盛。为解决物资运输问题，时任都水监的郭守敬设计并主持修建了通惠河。通惠河分南北两段，南段基本上为金时旧有运河，仅需修缮加固。而通惠河北段是调整水利的重中之重，承载着将物资由都城外运到都城内的重任。通惠河北段又称白浮堰，其名源于运河源头的北山白浮泉水。为了让通惠河北段的水量足以运行船舶，郭守敬“别引北山白浮泉水，西折而南，经瓮山泊，自西水门入城，环汇于积水潭，复东折而向南，出南水门，合入旧运粮河”，这便是通惠河北段白浮堰的设计及走向。通惠河修建完成后，积水潭便成了南北运河的终点。相对应的，万宁桥也成了运河的标志点，是出发船舶需过的第一道闸关以及到达船舶需过的最后一道闸关。最盛之时，每天经过万宁桥的船舶有两三百艘。时人有诗形容当时的漕运繁荣之景：“金沟河上始通流，海子桥边系客舟。却到江南春水涨，拍天波浪泛轻鸥。”

积水潭上漕运舳舻蔽水的盛况并不长久，古时候，永定河与高梁河合用一段河道。两汉至隋唐时期，永定河河道向南迁移。遗留下的古河道部分被新的冲洪积物填埋，没被填埋的古河道则由于与永定河共用河道的高梁河下游壅塞，水积成湖，方才形成北海、中南海与什刹海等湖泊。由于这一古河道横贯北京城内最主要的三大海子，所以又被称为“三海大河”。此后“三海大河”所在区域一直是荒野，直至金朝迁都。金贞元元年（1153年），其首都由上京会宁府（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）迁都北平，并改燕京之名为圣都，不久后又将圣都改为中都。中都建成后，统治阶层疏浚了高梁河河道，于是“三海大河”就由原来的一片宽阔大湖变成了一条狭长湖泊，并因湖中长满白莲而改名叫白莲潭。及至元代，刘秉忠在修建元大都时将白莲潭纳入城市中，并通过皇家城墙将之分为两个部分，白莲潭南部水域（今北海、中海）成为皇家园林的核心部分，而北部水域（元代叫海子，即古积水潭、今什刹海）则成为大运河漕运的终点。明朝初期，积水潭不再作为大运河北段航线使用，其漕运功能被减弱。由于引水渠道失修，积水潭的水面大大缩小，原来是一整个湖的积水潭逐渐缩小为三个主体水域，即积水潭（即西海）、后海（即什刹海）和前海（即莲花泡子），三个水域之间只以细流相连，这样的地貌基本上就是我们今日所见的什刹海了。《日下旧闻考》中详细地记录了明时期积水潭的变化，即“积水潭，自明初改筑京城，与运河截而为二，积土日高，舟楫不至，是潭之宽广已非旧观。故今指近德胜桥者为积水潭，稍东南者为十刹海，又东南者为莲花泡子，其始实皆从积水潭引导成池也”。明朝时期积水潭失去了作为运河北边终点的位置，漕运行业也随之衰败。而作为运河上的重要闸关，万宁桥也见证着积水潭上的漕运兴衰。

明朝初期，朱元璋定都南京，将元大都城改为了北平府。用以向元大都内运输物资的通惠河就没有那么重要了，于是朱元璋便将南北运河北边终点的漕运码头迁到了通州，减弱了积水潭作为运河北边终点的漕运功能。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年），朱棣迁都北京，北京的都城规模便又得到扩大。在这次变化中，通惠河南段的一部分运河被纳入皇城之中，这使得积水潭不再作为运河北边的终点。虽然积水潭依然保留着调节运河水量的漕运功能，但航线的缩短依然使积水潭快速衰落。虽然万宁桥下的闸关不再有船舶通过，但自京西来的水流依旧在桥底昼夜奔腾，保障着城市的繁荣与安定。

万宁桥下镇水兽

为强调万宁桥在漕运中的重要地位，以及为万宁桥赋予震慑水患、护佑漕运的功能，统治者在修建万宁桥时还设置了六座镇水兽。镇水兽广泛存在于大运河沿线的桥、闸、堤坝处，反映了民众镇水消灾的朴素愿望。民间的镇水兽造型多样，包括牛、犀、狮子、龙形神兽等，其材质也有石质、铁质、铜质等。尽管大运河北京段沿线的镇水兽多为龙形，民间也将其视为“龙生九子”之一，但它们究竟是哪一位龙子却始终存在着较多争议。明代杨慎在《升庵集》中列举了他所记录的“龙之九子”，即“赑屃”“螭吻”“蒲牢”“狴犴”“饕餮”“蚣蝮”“睚眦”“金猊”“椒图”，其中“饕餮好饮食，故立于鼎盖”，而“蚣蝮性好水故立于桥柱”。李诩在《戒庵老人漫笔》中则有不同看法，他认为“饕餮性好水，故立桥所”。

因此，在杨慎眼中，这些石质的镇水兽应为“蚣蝮”，而在李诩看来则应为“饕餮”。

万宁桥镇水兽头部似龙而扁平，身体似兽，体表与四肢皆覆有龙鳞，常雕为趴伏状，口大肚圆，善于吸水以调节水量，故又被称为吸水兽。它能保佑平安，使河水再少也能行船，再多也不淹禾，因此备受民众崇拜。桥东的两只镇水兽分列南北两岸，均为一块巨大青石雕琢而成，石兽卧于岸边，头部低垂伸向水面，两眼注视河水。北岸的镇水兽嘴两侧有长须，颈下、四肢及尾部有鳞片，造型古朴粗犷。南岸的镇水兽整体雕刻精致，形象生动。桥西的四只镇水兽周围的云纹、水纹、波浪、漩涡极为精巧，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。与万宁桥底所具有的水位监测功能一致，镇水兽同样也具备这一功能，民众可通过水线位置来判断水位高低。

小小一座万宁桥，悠悠百载兴衰事。七百年来，万宁桥始终安然屹立在地安门外，无声地为我们标记着北京城的中轴线、中心点。而它也曾迎来送往过无数船舶，看过盛景，忍过寂寥，成为北京城中珍贵的文化遗产。